《我的父亲曾照勤》：传统家庭教育的社会意义

　　图：一九四七年九月，吴康民（后排右一）与父亲、继母、大哥夫妇及大弟新民（手抱者）合影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上星期（5月18及19日）在《大公》报连载《我的父亲曾照勤》长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培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吴康民专诚撰文回应；此外，网民赞叹“好儿女是由好父母教养出来的”，还有曾钰成的街坊、大学同学罗庆琮，培侨和教联会的同事何景安，从多个层面讨论曾钰成文章反映的传统家庭教育的社会意义。今天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当此孝道式微、伦常颠倒，弒亲虐长新闻频传之际，忽见曾钰成老弟，在报章上发表洋洋近万字的怀念父亲情文并茂的文章，眼前为之一亮。又难免感慨万端，浮想联翩，更不免怀念起自己的双亲。虽然早年我也写过不少纪念父母的文字，但却没有曾老弟写的那么细腻和感情丰富。也难怪，曾弟长期与父母相处，须臾不离，亲炙双亲之爱，这是我所欠缺的。

　　母亲早逝，我十岁失怙；父亲参加革命，长年在外。年少时寄居外祖父家，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十六岁只身奔赴粤北，升读大学，当年战火纷飞，行程跋涉，从此养成独立思考和生活的性格和习惯。

　　曾钰成父亲曾照勤我也认识，他年长我几岁，但算是同辈人。早年他一家住在西环学士台，我在刚结婚不久，为迁就老伴执教于西环汉华中学，也在学士台租住一间“房”。当年可能见过他们一家，但相见不相识。直到曾钰成来培侨执教，才与他家有所来往。那时曾母不时会来学校探望她的爱儿。我不记得是不是带来一些汤水之类的食品，只见她在校门前的石块坐着，我请她到会客室休息，她也不肯。这是一位慈母，两相比较，我童年失怙，未免更有感慨。

　　慈父严母 严父慈母

　　在我印象中，我的父亲是慈父，母亲是严母，这与曾老弟相反。我的父亲参加革命工作，东奔西走，从逃避国民党通缉，避难暹罗（即今泰国），后又被暹罗当局递解出境，回到香港。但我的两个哥哥，因无力抚养，遂寄託在暹罗革命友人家。只携带五岁的我回港。父亲每日为革命工作奔波，又要写稿赚点稿费养家。

　　回到家里，见到唯一在身边的爱儿，自然爱护有加。遂教我写作、读书，从不打骂，又带同我前赴革命友人家作客。而母亲则因家穷，三餐不继，又不时有革命友人前来我们住的一间“?房”借宿，吃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难之间，难免脾气暴躁。而我的顽皮，便为母亲出气对象。但一顿打骂之后，母亲又有点后悔，遂抱?我大哭。这一幕幕的印象，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曾老弟他们，成名在太平盛世，虽然在“反英抗暴”之中，弟妹受到港英不公正的逮捕、判刑，以至街坊、亲朋的不了解。他家三兄妹，天资聪明、又读名校，成绩优异，居然遭此磨难，父母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深情文字 孝子榜样

　　曾父临终的情况和曾老弟奔跑医院的情况与我和先父临终时相处的情况有点相似。只不过我和老父却是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汕头。

　　曾老弟写道，曾父临终前被送到医院，他们兄弟都守望在病榻前。到了晚上十一时，医生说暂时没有危险，便各自回家。翌日清晨，医院来电告急，他兄弟俩赶到医院，“父亲已在昏迷状态，但我们已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我的父亲长居汕头，一九八九年我曾去汕头为他九十岁祝寿。临别时老人家哭了，是不是他有预感，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我安慰他，说香港到汕头只有一个钟头飞机的航程，我会常来看他。到了年底，老人家病重，我赶到汕头病榻前看他，他已经不大认得人。到他病情相对稳定，我又离开他回到香港。不久，大弟深夜来电话说爸已经垂危，我答应尽快赶来，但凌晨又来了电话，老父已经去世。我赶到汕头，只能望?他的遗体哭泣。

　　天下父母心大都相同，天下孝子心也应该相同。看曾老弟回忆父亲的深情文字，不禁引起我阵阵回忆，也几度流下热泪。愿天下都是父慈子孝，更应该以曾钰成孝子之心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