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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商业智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品味兜率天宫建设的艰辛,让潘建国无法忘怀的是老师南怀瑾对他的指点和鼓励。

  9月29日,是南怀瑾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当我们如浪子般游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时,谁曾接纳过我们?谁曾指引过我们?谁又曾温暖过我们?当我们如蝼蚁般周旋在各色人等、各种名流、各个权贵之间时,谁又看到了我们的真诚、我们的光明磊落、我们内心那抹温暖的阳光?

  商界精英的南怀瑾情结

  文/林宏伟 章军

  远大集团总裁张跃在回忆南怀瑾的文章中曾描述:南怀瑾的“人民公社食堂”常常是热闹非凡,食客众多。来的客人都不拘束,寻着个座位就自己坐下来吃,无论是否熟识,主人家都十分热情。人来的多了,没地方坐,来客就端副碗筷,站在桌旁,也怡然自得。一顿饭下来,大家都是在聊天,谈各种有趣的事情。主人南怀瑾并不为师授道,只作为一位年长的智者,他的睿智都体现在这种闲话家常的过程中。

  有人曾夸张地说,南怀瑾门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者非富即贵。其实不然,南怀瑾广结善缘,正如张跃所忆,凡来客主人都十分热情,这期间自然不乏工商业界的精英人士。只不过这些商界精英在南怀瑾的影响下成就一番事业后大众传媒宣传较多,而忽视了其他声音弱小的群体存在。南怀瑾曾说过,好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教化人心的好学校。商界精英们如何处世为人,实际上能够影响所有的员工。一个员工很少感受到国家和政府给自己施加的影响力,但是员工却能够时时感受到企业内部给自己的影响力。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也说过同样的话:“企业不仅仅是企业,企业是民主化的动力。”

  将企业当做人生修为的场所,是南怀瑾的一种智慧贡献;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则是智者选择的一种视角。如果一个人的修为不够,那就需要换取视角,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海内外商界精英对南怀瑾的情感记录,让更多的人体认到南怀瑾礼贤下士,用自己日常行为中的一言一行,通过言传身教之方式,影响这些商界精英,让他们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圆文化兴国的大梦。

  彼得·圣吉:洋管理吸纳的中国道

  1995年4月8日,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博士,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的陪同下,专程借道香港造访南怀瑾。

  作为一个被称为世界“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而且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有史以来世界十大管理大师”之一的彼得·圣吉,为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拜南怀瑾为师,甘当他的学生?

  据杨硕英教授回忆,1991年以后,每年大概都会和彼得·圣吉见面两到三次,只要有南怀瑾的书翻译成英文的,一定会送彼得·圣吉一本。杨硕英不知道彼得·圣吉有没有读,后来才知道他都读了,而且非常渴望再次见到南怀瑾。于是就有了这一次见面。当时南师说时间太短不足以谈禅宗,只教彼得·圣吉一种静坐方法。此后,彼得·圣吉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多忙多累,每天早晚一定都依此静坐一小时,数年不辍。

  1996年,杨硕英与彼得·圣吉见面时,已经觉得他在静定功夫方面有所进步,但由于那时彼得·圣吉与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压力还是很大。于是,杨硕英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南怀瑾学院院长侯承业教授先到麻省理工给彼得·圣吉做一些指引,并于两年后的1997年6月,再次安排彼得·圣吉来到香港,短期学习中华文化。

  这次与彼得·圣吉同行的五人都是美国管理学术的工作者,另外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艾德·杨定一医师及夫人王瑞华,葛元宏(Griffin)医师,以及巴黎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戴思博等。在侯承业院长的努力下,南怀瑾为彼得·圣吉等人举办了一周的禅七。同时还有海峡两岸学术界及企业管理阶层二十多人参加。这次讲学,南师讲到唯识学中“见思惑”问题,以及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等生死问题。彼得·圣吉一行在老师多层次涵盖颇广的讲述中,找到了许多契合管理学发展的重点,收获极大。在个人修养方面,彼得·圣吉说,他多次被老师的话所感动,只有在座位上频频施礼,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激之情。

  2000年9月,彼得·圣吉又从美国波士顿专程前往香港向南怀瑾请益。在和彼得·圣吉闲聊时,南怀瑾顺口提到美国经济要走下坡了。当时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硅谷网络产业十分红火,可是南怀瑾却说美国经济要往下滑了,彼得·圣吉不解地说,现在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好啊?老师说,大的事情他很少看错过。老师还随口提了21世纪人类社会将会发生的几个惊人的巨变,包括现代科学与宗教的衰微,令人闻所未闻。这让彼得·圣吉和随行的杨硕英都很震惊。许多年后,老师的一些预言陆续应验,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这就更让彼得·圣吉对老师和中国传统文化起敬,此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向南怀瑾请益。

  2012年11月5日,南怀瑾驾鹤西去后彼得·圣吉专程来华悼念,表示要继续南怀瑾未竟的事业。他在和中央党校报刊社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对话时说,我欣赏南老师的原因,在于南老师对中国儒释道研究非常深厚,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了解很深。我和南老师的谈话,奇妙之处在于,我们所交流的不同话题是随意流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既是谈深刻的传统思想,又直指窗外之事,和当下联系非常紧密。其实对于我和他的交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南老师对于人类的发展与成长的深度关注和他的思考对当下世界的紧密联系。

  2003—2006年间,彼得·圣吉及其团队4次拜会参访南怀瑾,对生命科学的认知做了深入的学习对话。2007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南怀瑾与彼得·圣吉》一书,收入了老师与彼得·圣吉等人的访谈对话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这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谈,也凸显了东西文化汇流的趋势。图书首印8万册一销而空。

  2010年初,彼得·圣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与南怀瑾的交往印象和思想影响时,他说:我有幸在一生当中结识了很多伟大的导师,他们都活跃在商界、学术界等不同领域。在过去的10年中,南怀瑾老师的修为与智慧一直激励着我。像我一样跟南怀瑾老师有过更近距离的师生之谊的人会知道,他对佛家、道家与儒家思想,那生动而鲜活的理解是对我们更重要的东西。

  在彼得·圣吉和南怀瑾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影响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力量,以及两者交融发展的美好前景。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大师、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统一的核心文化。汤因比在和东方的一些哲学大家的交流中,一直期待用东方文化的复兴来拯救人类文明。南怀瑾所做之事,所研之学,也许正是东方文化兴起的奠基之本,彼得·圣吉在与南怀瑾的对话中,让洋管理获取了丰富的东方文化智慧。

  尹衍梁:

  因为老师,所以光华

  南怀瑾对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物化人心的现状,做了很多阐述。所以终身学习,终身修心成为现代人需要去做的事情,他曾说:“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人是莫名其妙的生下来,无可奈何地活着,最后是不知所以然地死掉。我们的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我常说,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精神都有问题了,归结起来是教育的问题,一个国家、社会的兴衰成败,重点在文化,在教育。”

  南怀瑾的这些话,也给素有“第一台商”之称的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自20世纪80年代通过年轻时的好友李传洪介绍,认识了旅居香港的南怀瑾后,命中注定尹衍梁的人生路会烙上南怀瑾的印记。

  祖籍山东日照的尹衍梁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台湾台北,父亲尹书田是著名的纺织企业家,时称“格子布专家”、“牛仔布大王”。尹衍梁少时顽劣,被父亲送至彰化进德中学接受感化院般住校读书教育。后因一场跟校外人士打架的冲突,通过老师王金平的搭救与“隐匿不报”,改变了一生。遂考上成功高中夜间部,再进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以最后一名毕业。26岁进入社会后突然开窍,对学问及研究开始有兴趣。1982年从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毕业,1986年获得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博士。从一个顽劣子弟到社会栋梁的转变,实际上是人心的转变,其间,南怀瑾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尹衍梁带着忐忑不安的归乡心情,和台北私立薇阁中小学董事长李传洪一起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他此行的目的,是带着国学大师南怀瑾对中国内地的第一个投资愿望——兴建金温铁路前来,他们要展开全线250公里的踏勘工作。这一次行程,为他铺上一条通往中国内地政经人脉的平顺道路,国学大师南怀瑾成为他可以顺利打进中国内地的最关键人物。

  尹衍梁认为,南怀瑾好广结善缘,从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帮助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到后来支持国家建设、支持希望工程,南怀瑾从来都是为了大义、大道去布施善缘,没有功利性在里面,或者将自己的功名放在最后,完全是出自本性的驱使。相比之下,他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与老师差距甚远。受老师这种对众生关爱的大义之影响,尹衍梁带着自己与南怀瑾的第二个愿望在中国奖励高等教育。在尹衍梁到内地投资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内地高等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于是主动提出想捐赠一笔钱,作为对高校优秀人才的鼓励。南怀瑾闻之欣然,对他支持教育事业、支持人才培养的意愿大加赞赏,通过与内地方面协商联系,终于使得“光华奖学金”在内地高校实行。原本发放对象仅北大、清大与内蒙古大学,其后则奖励了多达三十多所大学院校,是当时首度遍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奖学金,而捐助者竟是一名来自台湾的商人。光华奖学金让尹衍梁在内地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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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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