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直面教育尖锐问题

　　“中国第一考”的高考，总以其无与伦比的地位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影响力吸引万千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从江西高考舞弊案到清华、北大在微博上毫不客气的“你来我往”，再到高考状元的花式庆祝……2015高考新闻吸引公众视野，成为热议话题。时值八月，各省市录取结果纷纷出炉，大公教育借今年高考的余热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钟秉林会长就高校抢生源、尖子生弃考、体育和艺术特长生加分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高校身份固化 抢生源凸显高校人才观

　　大公教育：钟会长，今年抢生源的新闻层出不穷，尤其是清华北大因为生源问题在微博上剑拔弩张，您如何看待高校抢生源这件事？

　　钟秉林会长：名校抢生源国内外都如此。因为生源关系到高校人力资源建设。通常我们认为高校人力资源包括教师队伍、管理干部队伍和教辅人员队伍，其实生源也是高校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今年的高考录取率将达到76%左右，虽然规模上去了，“上大学难”的矛盾缓解了，但是“上好大学难”的矛盾凸显，招收高质量的生源也面临挑战。生源竞争反映了高校的“人才观”。什么是人才？高校对人才有什么内在要求？人才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才选拔制度。

　　过去我们把本科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分批次录取，把学校和学生划为三六九等，固化了身份。事实上，一些是“211”、“985”学校的有特色的专业，用人单位非常欢迎，但这些学校因为固化身份的限制，不容易招到好生源，所以现在要改革。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将先行取消本科录取批次；同时，学生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也将逐步建立。学生的选择权、高校的自主权都将进一步扩大。我相信这将有助于解决无序的抢生源问题。

　　大公教育：您觉得高校生源之争在未来会呈现什么态势？

　　钟秉林会长：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通知，从明年起取消国家统一印制学位证书。今后学位证书由高校自行设计、自行印制、自行发放，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大学文凭是国家文凭。应该树立这样的概念：大学文凭是学校自己的文凭，学校要对自己的人才培养质量负责。

　　由此，又能提出两个相关问题：证书的含金量如何？会不会影响到学生就业？我认为，学校只有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良好的社会声誉，才会很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从发展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未来高校生源竞争会更加激烈。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只有良性竞争才能促进学校去提高水平。

“我不认为高考改革过于频繁”

　　大公教育：高考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也考量着社会公平正义。有观点认为改革太过于频繁，每次变动成本较大，有些措施甚至让考生有些措不及防，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

　　钟秉林会长：我不认为高考改革过于频繁。高考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上亿学生的命运，它的社会敏感性非常高。高考改革不能翻烧饼，不能说今天出台政策，明天就要实施，所以高考改革是“小步走，不停步”，必须让考生、家长、中小学和社会有准备。

　　改革肯定要付出成本，关键是我们怎样保证将改革成效展现出来。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去年底教育部又连续发了四个文件，明确了高考改革的内容、目标、任务和时间表，总的原则就是要“遵循规律，试点先行，逐步推动”。上海、浙江率先开展高考改革综合试点，这一改革从2014年进校的高一学生开始，在2017年他们高三毕业时按照综合改革的方案实施。

　　大公教育：您认为目前高考改革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钟秉林会长：到目前为止，中国高考应该是我们国家公信力最高的一个国家考试，这次高考改革不是颠覆性的。具体改革目标有三个：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根据这三个目标，高考改革从内容来讲有三方面：

　　第一，调整招生计划分配。比如今年高考，招生计划分配时把增量全部投到了人口大省、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缩小省际高考录取率的差距；重点大学拨出专门计划招收农村考生，通过政策补偿促进公平。

　　第二，改革入学考试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一统”、“一考定终身”、文理分科等，需要过改革考试方式和内容加以解决。比如本科和高职高专两张试卷，让学生去选择；英语等科目”一年两考“，减轻学生的集中备考压力；文理不分科，引导高中学生不偏科等。有报道称明年有25个省市要采用全国卷，但在理解上不准确，采取全国卷不等于全国一张试卷，而是由国家考试机构命题，“一纲多卷”，保证命题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第三，改革招生录取机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录取标准单一，高校自主权小。要通过改革努力形成一个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

　　大公教育：您认为在选拔人才上，高考改革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

　　钟秉林会长：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要把过去单一的“分分计较”的评价标准转变为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就是“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的第一个依据是学生的语文数学的统考成绩和英语“一年两考”的最高成绩；第二个依据是考生在高中所学课程科目中自选三门，将等级分数加权计入高考成绩。“一参考”是把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档案作为高校录取时的重要参考。希望通过改革，构建综合评价机制，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教育国际化有利于倒逼中国高校提升质量

　　大公教育：今年新闻媒体曝出，南京外国语学校470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1名参加高考，其余都到国外去读大学了。以前更多弃考的是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但是现在一些城市的尖子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钟秉林会长：首先，我认为这涉及到教育国际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渗透到教育领域就形成了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教师学生资源和教学资源的国际流动加速，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近46万，来华留学人员近38万。人力资源和教学资源的流动使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学习方式、管理模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能够促进学术交流合作，进而提高教育水平。我认为应该抱着一种平和的态度去看待，不必过于担忧。

　　大公教育：您一直唿吁高校要提高质量、注重内涵建设。据您了解，尖子生弃考现象是否会对中国一些大学校长有所触动？他们会为此反思吗？

　　钟秉林会长：这种人才流动将倒逼中国高校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这样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学生。要有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作为高校管理者如果麻木不仁的话，最终受影响的是这所学校。

取消鼓励性加分 兴趣培养切勿功利化

　　大公教育：同样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还有考试加分政策。近年来，考试加分政策，特别体育特长生和艺术特长生加分屡被曝出违规。去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规定，2015年起对两类加分加大了规范力度，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请问制定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什么？

　　钟秉林会长：高考加分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政策补偿性加分，这类加分针对少数民族、烈士、华侨归侨子女等。我个人认为这类加分应该坚持，它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

　　另一类是鼓励性加分，设计初衷是好的，目的是打破“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尊重和鼓励学生发展特长，例如体育或艺术特长、学科特长等。但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例如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大。少的加10分，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加30分的情况。高考竞争激烈，即使1分之差都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学生，加这么高的分，就有失公平了。更严重的还出现了教育腐败问题，身份作假，通过弄虚作假加分，严重破坏了高考录取的公平环境，也使高考公平性受到侵蚀，引来质疑和批评。

　　大公教育：对家长而言，学习艺术特长一方面是培养兴趣，另一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有机会通过特长加分的方式考入更好的大学。全面取消艺术特长加分会对学生和家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钟秉林会长：这个问题很尖锐。我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有家长对取消加分持不同意见。他说，“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钢琴，现在考过九级了，明年高考，我几十万都花了，你说明年取消就取消，这对我们公平吗？我的成本谁来负责？“这样的观点，单独看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体看也不一定合理，家长让孩子进一些培训班，希望能够培养孩子的兴趣，这个无可非议。教育公平是让每个孩子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发展兴趣特长。但一些家长在培养孩子兴趣的过程中过于功利化，将兴趣变成高考”敲门砖”，这容易出问题。

　　设计高考加分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兴趣特长的发展，取消了特长加分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兴趣培养？我认为不是这样，有艺术体育特长的考生在升学通道的选择上是多样性的。比如可以报考体育艺术类专业；可以报考大学的“大学生艺术团”或“高水平运动队”；可以在报考90所“自主招生”试点大学时展示艺术体育特长；还可以在高中综合素质测评档案中充分反映艺术体育特长。

“以不变应万变”的通识教育

　　大公教育：近年来，您一直呼吁在大学加强通识教育。欧美大学一般在新生入学后会有一到两年的通识教育时间，纵观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大都处于试验阶段，毁誉参半，比如北大元培计划试验班、复旦五大住宿书院等，您如何看待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开展？

　　钟秉林会长：欧美国家很多综合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我们国家建国后搬照学习前苏联，搞的是专业专才教育，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关，那时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人才，必须短线培养推进经济复苏和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在学界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通识教育很重要，它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比如，通过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习，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及人格的发展。同时，通识教育也是一种教育模式，专业人才培养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大公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学科教育往往在培养学生专业性的理念上不同，尤其在关系到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上，您认为该如何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钟秉林会长：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都要具体体现在课程体系上，主要围绕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如何平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如何平衡，这很有讲究。我觉得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总的来说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变应变“，面向经济发展需求，面向产业或者其他的行业需求不断调整专业方向、课程体系，以此适应产业和企业需求。

　　另一类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通识教育的价值所在。高校要夯实、拓宽学生的学科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毕业之后具有应对各种各样变化的能力，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和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从思维能力来讲，通过加强通识教育来完善大学生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以及二者的结合，这也是我们培养创新人才或者进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