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会等组织不能民选产生 被指成“花瓶”

2013-05-10 07:08:34  来源:人民日报

  南开大学校务会“学生委员”履职4个多月

  学生参与治校,如何不做“花瓶”

  去年年底,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席位中,第一次出现两名学生的名字。从学生代表到校务委员的跨度,意味着他们将参与高校的最高议事机构,举凡学校发展规划、改革举措等重大事项一一与闻,肩负为学生利益发声建言之任。如此民主设定,可谓“参与式校园治理”的又一拓展。

  如今,4个多月过去了,顶着“校务委员”头衔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履职经历?面对“花瓶”、“摆设”的担忧,这盘“校园民主”棋局究竟下得如何?

  ——编者

  履职

  借助校务会平台反映学生诉求,喜欢“有序的民主”

  梁伟宏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学生证上的身份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大三学生”。去年年底,当校长龚克宣布“校务委员会将吸纳学生代表”时,他还不知道有个席位在等着自己。“当时我正在准备竞选学生会主席”,“激动”成为梁伟宏的心情写照。

  另一个学生委员张慧,则用“忐忑”形容进入校务委员会的感受。身为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研三学生,她当时也在竞选研究生会主席。“此前,只是直观认为校务会是学校重大决策产生的地方,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在第一次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时,两个人都很兴奋,张慧还特别留意科研投入、师资建设、青年人才引进等问题,“现在才算真正了解南开”。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两个人都没有提问。“更多是学习”,张慧坦言。

  自从成了校务会成员后,梁伟宏和张慧出席了学校的新年工作布置会、学校领导民主测评会等学校管理层会议。按照学代会全委会的要求,梁伟宏报告了出席校务会的情况。“我必须说明自己如何履职,怎样反映同学的诉求,为同学争取权益。”梁伟宏说,“我喜欢这种有序的民主。”

  除了校务会集中开会,平时的意见建议也可以通过校长信箱、学代会、研代会提案等形式反馈,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渠道。张慧认为,“看问题的角度变了,很多在BBS上吐槽的人不会想到如何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更明白先有调查再有发言权,不能偏激,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学校为学生搭建的这个参与管理的平台,给了我非常珍贵的体验。”梁伟宏说,现在,他们正忙着关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调研,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校提供重要参考。“在今年校务会上,我们要在会上发出学生的声音。”  

  疑虑

  “民选”是学生自治前提,能否影响决策依赖制度设计

  学生自治,被视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之一。而在南开之前,国内很多高校也进行过类似“校园民主管理”的探索。“比如学生提案委员会、校长接待日,都是学生参与治校的尝试,有助于高校民主办学、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有专家表示,“依托的主要力量,仍是学生会这样的学生组织。”

  然而,官僚化、不民主的非议,却经常让学生组织背负“难为学生代言”的骂名。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发文质疑高校学生会。“如果学生会不能民选产生,即使象征性地进入学校决策机构,也有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花瓶’。”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三学生说。

  “从总体看,当前学生参与治校多停留在表层。中国教育仍然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看待年轻人,加之近年来高校行政化趋势比较严重,大学生群体常常作为被管理群体,未能真正被当作校园的主人对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

  而作为“吃螃蟹的人”,两个学生委员都感觉“责任之重”。“小的问题学生会直接找到相关部门解决,大的问题由学生会组织调研,暂时不能解决的,也给同学做了合理的解释。”张慧说。据了解,南开大学还将有16名学生分别进入申诉处理委员会、交通管理委员会、膳食工作委员会,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

  每次参加完会议,梁伟宏都习惯性地在人人网上发一个状态。“很快就有同学@我了,比如有人反映宿舍墙皮脱落的问题”,他立刻将情况通过学生会权益部反映给相关部门,对方承诺两天内派人修理。而在与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交流时,梁伟宏还特别搜集来同学们对体育场馆使用的意见,向上传递和反映。

  不过,他俩也坦言最大的瓶颈是“精力不够”。“比如学代会和研代会,每年开一次全会,要筹备一个多月,提案、选举、会务工作全是学生独立完成,压力不小。”

  “如果不解决学生代表产生、代表如何参与学校管理的具体机制问题,学生自治很有可能流于表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代表要“由谁选举,对谁负责”,如果不能胜任,应该有退出机制,可以“选下去”。有专家表示,根本保障是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让决策在“校长负责”前充分听取包括学生意见在内的民意表达,打通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

  借鉴

  学生会应有监督校政之责,底气源自机构和财政独立性

  相比于内地高校的渐进式探索,香港高校的“学生自治”推行得更为彻底。在校园事务中,学生会几乎无处不在。有人如此描述,“上至校董会会议、校长遴选、课程专业设置,下至校车服务、宿舍、餐厅、图书馆、体育设施,无一不在学生会的监督范围之内。 ”

  据介绍,香港各高校内部的多个委员会都设有学生席位。学生会除了作为监督方为学生谋福利外,还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对于校政不公之处,学生会必然发声抵制,关键时候还能影响学校决策。2000年,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因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成为建校百年来首位在舆论压力下引咎辞职的校长,而背后最有力的声音,正是香港大学学生会。“敢把校长拉下马”,难怪有人用“牛哄哄”来形容香港高校学生会。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香港高校“学生自治”的底气源自学生会的独立性。据了解,香港高校的学生会是在香港警务处注册的独立社会团体。从法定地位上来说,学生会与大学是平行的组织,不存在隶属关系。

  “学生会自治的理念就是独立,包括精神独立、机构独立、财政独立,而成员全部由学生普选选出。”其中,财政独立是一个重要方面,过多接受学校或政府拨款显然会受制于人。有及于此,香港高校学生会借鉴企业经营模式,力求自给自足。

  香港各高校内,学生会都有自己的办公地方和产业,每年有会费收入和各类捐款,学生会下属的产业包括影印社、合作社等也会带来营业收入。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每名学生每年会费140港元,每年会费收入约180万港元,加上企业经营收入、原有资产储备和各类捐款,粗粗估计,港大学生会的资产总额达数百万港元。“财政实力雄厚,组织就足够独立,学生会也更能彻底纯粹的贯彻其自治理念和目标。”有业内人士说。

  “内地高校的学生参与治校,首先要解决学生组织的代表性和多元化,其次要提高学生的民主能力和参与途径,当然也要提高效率。”周庆安归纳说,“先从自我管理开始,从学生事务的自治,到教学科研的参与,然后是校园管理和学校发展工作的参与。在尊重学生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推动校园管理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记者 朱虹 李永宁 郑轶(杨昊参与采写)

责任编辑: 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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