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式科研”调查:导师成老板 研究生成苦力

2013-03-13 08:04:12  来源:现代快报

  今年两会前夕,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杨恒明在网上发表“退学声明”,认为“科研苦力”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而言,是一种痛苦。

  当前,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高,令人欣喜;但是,在一些高校里,研究生被某些导师当作“廉价劳力”的现象,令人忧虑。

  大学本是优雅之地,为何导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苦力”?

  研究生成导师的廉价劳力

  在很多高校里,研究生们都习惯于管自己的导师叫“BOSS”(老板),不仅因为他们决定着学生每月的收入补贴,更因为他们掌握着学生的前途命运。

  “每月学校给博士生的生活补贴大约400多元,帮导师‘打工’每月收入2000多元,但这个岗位的市场价是7000元左右。”上海某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生张烨回忆说。帮导师承担项目期间,张烨几乎天天起早贪黑,和公司正式员工一样要刷卡上班,忙得没时间弄论文找单位实习。”

  不少学生表示,他们并不怕辛苦,如果能够在给导师打工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如果仅仅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就有悖于研究生搞科研的初衷,会扼杀科研创新的激情和潜力。

  杨恒明在自己的退学声明中称,实验室的工作“就是把工程文件修改修改格式,从一个软件流到另一个软件”,“这样毫无意义的苦力劳动也好意思号称‘科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朱星说,“科研苦力”的出现,或许是学生“发牢骚”的个案。但它却暴露出科研人才群体性的焦虑。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校教师承担的课题大概分为两种,一类是从国家基金项目或科技攻关项目中争取来的,被称为“纵向”课题。这类课题对理论或技术创新要求高,经费由国家提供;另一类是导师从企业拉来的,旨在为企业解决新产品开发、技术攻关之类的难题,经费来自于企业,被称为“横向”课题。

  某高校分析化学专业研究生姚文俊坦言,只有跟着导师做“纵向”课题,自己才能真正学会研究的方法,获得思维和学术上的进步,“打个比方,在老师帮助下安心做科研,就像是琢玉,出的是精品;而为项目打工,就像是天天包同样的饺子,琐碎到最后,无非是包的速度快了不少。”

  姚文俊叹息说,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下,“琢玉”与“包饺子”的同样都能拿到毕业证。

  “科研苦力”的背后是“打工式”科研,它暴露了当今高校科研体制的窘境:经费投放不透明,博导、教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跑项目、要经费,把争取到的课题,全部转嫁到自己带的学生头上,自己则继续忙着跑项目、要经费,他们离科研第一线渐行渐远,对所带研究生疏于指导,甚至“误人子弟”。

  重项目、轻科研,学生没的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一筠认为,出现“打工式科研”的根本原因是科研领域的功利主义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过于重项目、轻科研。如果导师需要通过项目来挣钱,学生基本是没有选择的,必须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

  侯一筠说,高校应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更多注重基础研究。“我不觉得研究生给导师打工和高校科研资源的分配机制有关系,而是源于高校科研体制的行政化。”侯一筠坦言。这位专家指出,科研项目的经费都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所以各高校才那么热衷于“跑部钱进”,甚至出现了“百万元院士”“千万元教授”。

  仅仅把板子打在一些大学“老板”教授的品质上,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其实也有苦衷:重项目、轻科研;重申请、轻产出;重官员、轻学生。“三重三轻”之下,没有项目就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就面临下岗,导师们只得不断申请项目,然后把项目交给学生做。

  项目压倒一切,会让实验室变成名利场,一些教授博导不能全身心投入科研,一些硕士生博士生日益沦为“廉价高质”劳动力。

  建立专项支出,明确培养思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说,导师当“包工头”,研究生成“打工仔”,这样的趋势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实现。应该提倡“一对一”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牛津、剑桥大学就是这样,每个老师带的学生很少,老师和学生之间有充分的交流合作。”潘建伟说,这不意味着导师就不要接项目,关键是接什么项目。不妨借鉴国外高校做法,在项目经费中明确划拨一部分作为助理研究人员的补贴,激励他们的科研热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朱星觉得,导师应对学生负责,要对学生的培养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尽量多让学生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提高其学术科研能力,而不是做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不少学生的科研热情并不太高,需要导师的引导,为其提供条件。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提出,2013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将达到2.05%。

  科研经费大幅增加,但科研经费的分配亟待透明化,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也亟须科学与严格的全程监管,科教体制机制亟须改革完善。唯有如此,才能让大学回归理想,师生重构情谊。

  “科学家”位列职业理想倒数第三

  “之前有一个调查,问青少年的理想职业,科学家已经位列倒数第三了,仅仅高过农民和工人。”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驻地,一名委员在电梯里发出这样一句感慨。

  两年前的政协大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在发言时讲了自己的一个调查:他在北京两所中学和两所小学的1180名学生中,列举9个“长大最喜欢从事的职业”进行调查,结果排在第一名的是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科学家排第七,农民、工人列最后。两年后,这个调查依然让一群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科学家感慨不已。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水运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苏国萃说,“我们小时候,当科学家是非常崇高的理想,现在的社会氛围让孩子们追求挣钱多的职业、曝光率高能常常上电视的职业,这是不正常的。”

  苏国萃认为,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家庭的影响是首位的,“如果家长能率先垂范,能更多地爱科学、讲科学,而不是成天讲一些社会陋习、怎么挣钱等,自然孩子就会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其次是教育,应尽快舍弃“唯升学率”的观念,“要开发孩子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培养孩子们动脑的能力,科学的思维。” 

责任编辑: 挪威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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